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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自贸区”)之后，自由贸易港(下称“自贸港”)又成为各地希望争取到的重大改革事项。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贸港。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近日称，自贸区能否自然而然走向自贸港，在政策层面上并不会如此，“还是要有中央授权”。

自贸港不会遍地开花

何为自贸港有严格的界定，自贸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贸易港。

“自贸港一定是在一个完整独立的关税区内设置的区域，肯定不会遍地开花，(不会)像自贸区这种布局方式，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李钢说。

随着海南的加入，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2个自贸区。近日发布的《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河北省支持以雄安新区为核心设立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则在4月2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商务部作为国务院自贸区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与河北省一起，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总体方案。

这也就意味着，与过去30年相比，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全球价值链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全球化技术红利，和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红利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大背景的变化，也引发了吸引外资路径的变化。“没有意识到一点，按照传统的办法去把大门打开或是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外资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如潮水一般涌过来。”王新奎称。

王新奎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自贸港建设中，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针对某一个重要的产业或行业，或与当地优势有关的行业政策体系，比如海南的自贸港首先就要从旅游消费行业开始。

李钢则表示，未来自贸港会在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市场开放、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等制度上有重大突破，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和金融制度上一定要重大突破。

自贸区该如何建设？

而在自贸港成为新目标的情况下，自贸区又该往哪里去？

对此李钢认为，自贸区与自贸港都是探索贸易投资自由化，也都是自主开放的特殊区域。但二者又有不同：自贸区着重可复制可推广，但是自贸港则强调不可复制推广；二者的选取标准不同；未来全国人大的授权不同；未来自贸港要向WTO通报并作出说明。

“大多数自贸区还是要立足于中央批复的方案，按照定位，突出特色，开放发展，不搞’一窝蜂’。”李钢说。

海南自贸区建设同样提出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来实施推进。

李钢认为，开放新格局中自贸区的战略定位，一是要对内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试验田作用继续保持下去，二是为协议开放做测验和压力测试。

不少专家也表示，自贸区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顶层设计不足，协同推进难；充分授权不足，实践创新难；压力测试不足，开放广度拓展难；进度标准不足，任务期限判定难。

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称，在多个自贸区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即“深层次改革推进的难度很大”，“最基层陷入了一个迷茫期”。

比如，西部某片区反映，目前争取到的省里的31项管理权限下放不足，希望下放更多的管理权力，但是上级又担心放了权之后下面能不能接得住。

李钢认为，自贸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模式的使命基本完成，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自贸区改革发展新的使命是什么，以及未来怎么推进自贸区。

李钢称，自贸区的建设还是要回归到自由贸易本身，回归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轨道上来，在自贸区率先试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着力于要素自由化，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而不是谈一些很琐碎的问题。“每个自贸区都有许多经验可复制、可推广，但是跟自由贸易、投资自由化相关联的到底有几条可以落下来，真的要画一个大问号。”

因此，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扩大改革自主权，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授权。国家层面的试点工作，能在自贸试验区试验的，优先在自贸试验区试验。或者授权地方，自动获取试点国家各项试点举措的权利。

李钢同时称，自贸区要坚持体现战略性，既不能将自贸区功能扩大化，盲目堆叠与其功能不匹配的试验任务，也不能将自贸区功能缩小化，简单理解为园区招商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