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两轮4.0时代：缝合城市交通系统的绿色力量
共享单车从2016年至今，已经发展了7个年头。经历过野蛮发展的“1.0时代”、精细化运营的“2.0时代”，以及有机地融入城市系统的“3.0时代”，现在共享单车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数据显示，上海2023年上半年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在200-300万次之间，北京日均骑行量270万人次，同比增长16%，天津日均骑行量达到101万，占公共交通客流比重达到22%。
日前，有关专家在“盘活城市交通系统：共享两轮4.0时代”的讨论会中提出了“共享两轮4.0时代”的理念，表示共享单车正在“缝合”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帮助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使用率，是一种此前“被忽略的”正外部性。
近些年来，共享两轮出行市场逐步稳定，对城市综合客运交通系统带来极大提升。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处处长苏奎表示，当下的交通系统太“重”，占地空间大、能耗多、排放多。共享两轮在美国称作“微交通”，也是突出其中“轻”的一面。而在中国，可以突出“公共”二字，叫做“互联网公共租赁自行车”。
近日，交通和城市规划专家王园园刚完成一项研究，结合其中展现的图景，共享两轮实质上可视为公共交通的有效衔接和补充，它们作为最为绿色和经济的出行服务，已成为广大市民出行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交通工具。
上述研究调研了哈啰骑行2023年7月在上海的骑行数据。数据显示，高频用户的占比已具备一定规模，一个月使用超过10次的用户占比达到了25%，其中超过20次的用户占比达到了16%。
从时间上看，高频用户骑车活动多发生于早高峰期间，占比达到40%。从空间上看，其在轨道沿线、就业中心呈现一定的聚集状态，平均骑行直线距离只有935米，中位数是825米。
“大量的共享单车骑行，是长距离出行中的一个部分，”王园园表示，“像是把城市空间基础交通设施与重要就业中心进行了一次缝合。”
时至今日，共享两轮市场格局已定，共享两轮在城市出行联系中的作用也渐渐清晰。“在出行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共享两轮的优势，并不在于运输速度的提高，而是通过其灵活性，在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中起到衔接和补充作用。这正是其生命力所在。”王园园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认为，评价共享两轮在城市交通中的意义很重要，“如果共享两轮仅仅是和公共交通系统是平行关系，只是一个替代关系，那么意义不大。”
他认为，在强调公交优先（TOD）的城市交通规划时代，共享两轮如果能够通过对公共交通系统形成有效补充，帮助城市居民更好地、或更有欲望去使用公共交通系统，那么，共享两轮则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需要。
但这是一种“被忽视的外部性”，共享两轮对于城市交通体系运行效率的改善无法只用分担率的指标呈现。“由于忽视了这个外部性，对此没有充分肯定和认可下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治理就会存在不足。”黄少卿表示。
而有外部性的活动，想让它实现社会最优的使用，通常需要政府的政策介入。“如果共享两轮可以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利用效率，产生正外部性，减少拥堵，改善空气质量，那么，这样的经济活动就必须要得到政府补贴。”黄少卿表示，通过政府补贴，鼓励大家更多选择共享两轮出行，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两轮的正外部性非常大，但也存在负外部性。共享两轮已经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在成为衔接和补充城市交通的重要角色后，还需形成规范稳健的出行服务市场。
无论宏观上在城市综合客运交通体系中的定位，还是微观上道路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与共享两轮的匹配，都是城市交通发展需要面对的功课。共享两轮需要由自下而上的发展过渡到自上而下的规范，才能撬动城市的MaaS（出行即服务）系统发展，提升城市的活力和价值。
“除了平台本身的智能化发展，如何自上而下去思考，通过规范化和有意识地整合，使城市空间、综合交通系统与共享两轮达成更好的配合，是共享两轮在城市运转过程中价值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基础。”王园园表示。
他尤其指出，路缘管理特别重要，是共享两轮和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的结合点。他认为，当下城市路缘上，共享两轮和私人助动车、以及不同平台的共享两轮，时常混杂停放，似乎可视为“非正式产权”。以往城市化是增量时代，而存量时代意味着管理的精细化，其使用权需要进一步正式化和精细化，这才能提升价值和效率。
伯克利加州大学工程博士、成都大运会MaaS交通服务技术总监郑城表示，盘活城市交通系统，可以从技术、企业管理、行业监管等方面着手。比如，在技术方面达成MaaS系统，“有的地铁站口停放空间非常有限，但早高峰会产生大量单车需要调度，对平台企业而言也是不经济的。这就需要运用MaaS系统精准测算，达成更好的方案。”
他认为，一套MaaS系统也更有利于以出行的便捷性形成吸引力，引导绿色出行。“在供给侧的效率提升，基于大数据的精细化运营不断完善绿色出行的各模式之间的无缝衔接，减少等待时间，提升供给可靠性。在需求侧的精准引导，如何将碳排放强度，作为出行时间和价格之外的市民考虑的关键指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师梁捷表示，从经济学上看，如果是外部性非常突出，通常是有很多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或权利没有界定清楚。
他认为，企业往往选择通过数字化、技术上的创新去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管是路权还是政企关系，还是需要界定清楚。很多当下面临的状况，是倾向于技术解决还是制度解决，仍然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